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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院长上两会】【人民政协报】李健:未来的工匠在哪里?

发布日期:2018年03月10日    阅读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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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是2016年,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谈到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至今,工匠精神已是连续三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近两年来,“工匠精神”成为各行各业大力推崇、践行的关键词。而每每谈及工匠精神,许多人的关注点都在“精神”二字,“精益求精”“专注”“严谨”“一丝不苟”“持之以恒”……而这些精神背后,是从古到今工匠群体静默地“潜藏”在各种行业,保守着“能工巧匠”的本色,哪怕被忽略、被遗忘。

  在东汉王充所作的《论衡·量知》中,“能剒削柱梁谓之木匠;能穴凿穴埳谓之土匠;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。”
  “传统工匠是指在某一个生产行业技术技能高超,具有精益求精精神的人。工匠精神则是指工匠的优秀者中间所具有的集中的品质,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极为高尚的职业道德,因此现代社会把工匠精神扩展到了各行各业。”李健是一位研究型学者,厘清概念似乎是他看清问题的本能。
  采访时,李健不经意间整了整自己西装里面的衬衣,想起了某品牌。因为工作关系要经常穿衬衣,李健买过各种各样的衬衣,最后留意到了该品牌,“这个品牌的男士衬衣,之前穿着我就纳闷,人家的衬衣领子袖口为什么怎么穿都是笔挺的,还耐磨耐洗。”
  后来有一次看新闻李健才知道,该品牌为了做好衬衫,请到了日本的“衬衫大师”吉国武。钻研衬衫30年,吉国武知道了衬衫的许多秘密:比如在衬衫领子下加个半衬,能让领口挺括;在袖口掐出6个褶皱,可以贴合手臂;衬衫的版型不同,嵌条也不相同;针脚越密,衬衫的质感越高级等等。
  魔鬼往往都藏在细节里,工匠就是对于那些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部分,都毫不妥协。
  同样穿过国内工人流水线生产的衬衣,李健感触很深,“中国很多行业,对质量的钻研不够精细。比如中国的衬衣下水洗三次,基本就不成样子了。”
  这,或许就是“工人”与“工匠”的区别。
  “人们在谈工匠时,总会跟‘技术工人’联系到一起,其实工匠与技术工人肯定不能画等号。技术工人还远远没有达到’工匠’的程度,而工匠应该是技术工人里面能够在行业里持之以恒深入钻研,不断千锤百炼最后留下的非常优秀突出的那部分人群。”李健说,从这个意义上讲,工匠永远是少数人,无论扩展到哪个行业都是如此。
  尽管如此,多数与少数总是相对的。为了此次采访的主题,李健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:目前我国产业工人总数近4亿,但高技能人才4500多万,仅占产业工人的11.5%。要知道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比例已经超过35%。因为我国基数庞大的普通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,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%,相当于美国的7.4%。
  中国要靠谁才能做到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一样,“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”。

  去年,因为调研课题的机缘巧合,李健专门跑了一趟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。作为工匠培育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,职业技术学校里的日常可以称得上“乏善可陈”。
  从李健的描述中,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来自西部经济条件不是很发达的省份,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甚至略显贫困。他们对职业还没有建立起追求,只想学个技能找份工作。“这些大部分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看重的是,职业院校招生宣传时众多的校企合作项目,以及所承诺的成绩优秀者毕业后可直接输送到企业。”
  在这里,找到工作似乎比干好工作更重要。
  “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,为企业输送技术工人原本是一条常规渠道。但职业学校里教授的知识技能大多是落后企业和市场半拍的,需求不对等。所以事实上,当前好的企业接收职业学校学生的意愿和积极性都不高。”在李健看来,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职业,如果没有可以长期锻炼学习的空间和时间,这里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被定位在技术工人上,很难出工匠。
  2007年李健曾在芬兰访问学习,其中也接触了基于诺基亚企业的芬兰本地职业教育体系。尽管这个老手机品牌在市场浪潮中早已消失,但丝毫不影响曾经的使用者对诺基亚的尊重和喜爱。
  让李健印象深刻的是,芬兰当时的职业学校几乎全部专门在企业的实操部门请老师。李健特别解释说,这个“请”是把企业实践部门具有长期经验和高超技能的工人,聘到学校来当正式的专业老师,而不是“客串”。
  “我们现在的老师,哪怕是职校老师,首先基本是学历,然后才是经历,假如还发表有论文那简直太好了,典型的重理论轻实践。然而,企业更渴求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人。”李健这些10年前的经验,现在仍然适用。他觉得国家有关政策要为企业实践人才到学校任职,提供一种制度和福利待遇上的通道和可能,这样才能真正“连通”市场需求。
  同样为了避免学校企业”两张皮”,李健当时特别了解过,芬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拨款,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导向,就是社会对你所培养的毕业生的评价情况的排序,这样一来企业和学校都很重视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的对应。而学生与市场的脱节,恰恰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所在。
  “反倒是在一些企业里,通过师傅‘传帮带’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们,似乎技能和职业精神提升得更快,也是企业乐于采用的一种方式。”李健说,这些企业的老师傅在传授技艺的同时,其实也在传承着“工匠精神”,润物于无声。
  经过一番对比,李健突然停顿下来,他若有所思地说,事实证明,工匠绝对不是“教”出来的。在中国,从工人到工匠之路,中间隔着千万次的技能磨炼,隔着若干年的坚守执着,隔着一颗对职业极度热爱的心,就看谁能坚守到最后。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别让他们在这条路上“孤军奋战”,要让他们有动力有能力走得尽量远一些,再远一些。

  李健应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,典型的脑力劳动者。但他不认同,称自己只是“教书匠”。
  中国古代就有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,“百工之人,君子不齿”的传统观念。直到我们大力弘扬工匠精神,“怒赞”工匠群体的今天,他们依然被贴上“投入大、回报低、上升空间小”的标签。
  因此,有人喜欢这个“匠”字,也有人想远离这个“匠”字。
  “我们并不能苛责这一部分人没有理想和追求。”在李健看来,中国的工匠群体没有形成一定规模,有的甚至因为稀少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又或者没有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,是受到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。
  “其实在那些工匠大国里,比如日本、瑞士和德国,就业者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是多样化的,即便是水管修理工,也有满足的社会地位。”李健回忆,他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位女市长,她的先生就是一个管道修理工,但女市长觉得他们夫妻很般配。
  “这要是在中国,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吧!”李健笑着说。但这些国家对劳动者强调的是,每一个行业和职业都是平等的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“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和条件,当劳动者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时,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选择需要从头开始走的工匠之路。”
  从另外一个角度,在尊崇工匠的国家,这些高技术劳动者的收入是很高的,相反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那么高。在李健看来,这也是一种导向。
从工匠精神三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,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导向,工匠和工匠精神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  “大力弘扬工匠精神,完善激励机制,大力培养‘中国工匠’,不能停留在口头上。因为社会氛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,道德感染和舆论引导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。”李健认为现在要“站出来”的应该是法律,我们国家的治理就是从德治与法治两方面着手,当人们的认识达不到时,对工匠群体权益和地位的维护也需要施展法律的魔力,用法律的刚性去保障工匠们应得的权益,保护他们在技术或者工艺创新过程中取得的专利权和知识产权,提高专利的长期收益权利,让他们能从自己对技术和技能的坚守打磨中,获得相应的“口碑”和“经济”上的双重价值。
  唯斯,工匠之路才能展示出本应具有的吸引力。

  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处于一个逐渐多元的时代,一代又一代在新思想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,开始更加注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  李健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理工科大学,曾经的他也以为这些理工科毕业的孩子,似乎很难与工匠有所关联。然而有一天,和一个熟悉的老师聊天时,李健听说学校有一个学生在企业实习时,原来一心想搞科研,却被一位老师傅“听声辨故障”的绝活深深吸引,最后愣是毕业跟着老师傅当了徒弟。“据说,那是老师傅带的学历最高的徒弟。”李健一边转述着这件事,一边呵呵地乐。
  的确,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“迹象”。
  经常跟学生们“混”在一起,李健非常熟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。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,如果他们发自内心出于热爱而选择了这个职业,相对于传统工匠,他们的视野更开阔、更懂得借助科技的力量去提高技艺,一定会表现得更加突出。
  未来的工匠在哪里?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再回味这个话题,李健有了新的回答:“与其去寻找工匠,不如为工匠搭好‘舞台’。只要我们的社会推崇劳动光荣、给予劳动者应有的回报与尊重,所谓英雄不问出身,不管这些工匠最初是从哪里起步,最终也都会闪亮在这个舞台上。”
  亲手创办了令人惊叹不已的火箭公司,马斯克说“我从不知道什么叫放弃”。李健告诉记者,他在学校专门针对大一新生的“院长第一课”演讲题目就是———《永葆激情、永不放弃》。任何行业都是这样,只要有专注、执着、永不放弃的精神,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  而未来的工匠,也一定是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群中而来。

  (策划、审核:李冰)